女娲之汉｜我与情人的四个情人节……

　　2003年情人节

　　我和阿强相识于2003年情人节。那天是我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次演出，朋友酒吧开张去捧场。唱完《九月的高跟鞋》，一个长发中分眼睛闪亮的男生突然跑上来，说以后我有了乐队就请你当主唱。这话没头没脑的，却是我听到的最美丽的赞扬。

　　演出结束时，我给在场朋友留下电话。即将作别停留了一年的新疆，心中有很深的不舍。

　　回武汉后，一天突然接到阿强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北京呢，希望我也去，因为那儿才是音乐人的天堂。我出于礼貌随口答应。

　　阿强却把这事当真了。他在一个朋友那儿为我找了一间房，并亲自买了一块大红的印着丹凤朝阳图案的花布挂在窗子上，每天坐在那扇被染红的窗户前盯着手机期待我的消息。当他再次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没想到还有这么认真的男生。阿强显然有些受伤，他说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你必须告诉我真话，因为我在认真地等你。

　　可能搞音乐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某种浪漫想法左右一生的决定。挂掉阿强的电话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去北京。

　　两天后，我站在那个有着大红土布窗帘的小屋前。阿强依然长发中分，我们像很多年前就是一家人一样没有任何疏离感。他牵着我的手掀开竹门帘，丹凤朝阳的大红窗帘滤掉了夏初阳光的刺目和燥热。

　　2004年情人节

　　我与阿强像相识多年的亲人一样走到了一起。阿强让我呆在家里专心唱歌写歌，说出去挣钱的事应该交给“家长”。其实他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孩子，然而他天生与其他男生不同之处在于乐于并敢于承担爱情及爱情产生后的责任。

　　不久，阿强的工作发生变故，收入锐减。我们不得不搬家到偏远的圆明园画家村。

　　阿强每月800元的工资有450元要交给房东，剩下的350元是我们一个月的伙食与杂物费。他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去村口买够我们一天吃的馒头。按北方的生活习惯，他可以只吃馒头不吃菜，可生在武汉的我却受不了。我没有说，但阿强明白。于是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汤喝。

　　几片白菜叶浮在清清的水面上，下面是一只荷包蛋和几根粉丝，这叫“浓情鲜蔬汤”;从邻家摘的嫩南瓜茎和鲜艳的南瓜花盛开在水里，是他发明的“健康润喉汤”;新疆的葡萄干与百合干在沸水里跳舞是“西施养颜汤”。无论多么简单的东西在他手里都能变成美味。

　　如果哪天阿强出去买菜，碰巧有朋友给他一把小白菜，他就会兴高采烈地回来告诉我，我今天挣了一块钱。把省下的钱叫做挣来的钱，让人觉得度过物质的艰苦居然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004年情人节，为祝贺相识一周年，阿强送给我一只像枕头一样大的玩具狗熊。我高兴极了，抱着它睡了一个甜甜的觉。第二天早晨，我催他去买镘头，阿强抱起狗熊往我眼前一推，说：“馒头都在这儿。我立志要做一件让你刻骨铭心的事，所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买了情人节礼物，你高兴吗?”“高兴，可现在我饿。”我可怜巴巴地说。这件“最浪漫的事”很快在朋友中传开了，为了让两个傻瓜不至于饿死，他们紧急制定了“拯救最后恐龙”计划，轮流请我们吃饭。

　　春天很快来了。阿强每天晚上去歌厅做调音师，白天我们就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做完该做的家务，他站在院子中间大声喊，去兜风喽。等我穿着花裙子走出来，他已经推着那辆破自行车等在门口。房东5岁的女儿总在这时向她妈妈嚷，我长大要像晏云姐一样嫁给阿强哥。

　　北海北门和柳荫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不需要买门票就可以看到垂柳如烟浓荫似碧。我和阿强肩并肩走或者坐，面对北京城的四季轮转交替，所有的日子都被快乐盛满并溢出来分给了朋友甚至在街上看到我们“兜风”的陌生人。

　　有段时间阿强失业了。碰巧他父母从新疆来北京。我们怕老人家担心，于是每天晚上6点一到，就像两只双飞的鸽子拼命挥动翅膀对站在门口的老人说我们上班去了。在落日的余晖和亲人满足的笑容中，阿强骑车带我走远。

　　无班可上的我们躲进北大校园。等天完全黑下来就去海淀图书城的昊海楼看书。书城关门时，也差不多到了我们该“下班”的时候。回家，阿强的父母看着我们，满足得像秋天盛开的野菊花。

　　一个知道我们失业的邻居每天两眼发直地看我们手牵手乐呵呵地出去。一天突然冒出来一句：“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像你们这样天天不上班。可我要是你们非愁死不可。”

　　在别人眼里苦不堪言的事到了我们这儿都变得无比开心和轻松。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爱情的力量。

　　2005年情人节

　　2004年秋天，一位姓杨的生意人出高薪请我回武汉唱歌。我很动心。阿强却坚持认为我不应该去歌厅唱歌而应该在家写歌。在他眼里我是天下无双的才女，然而我知道自己不是。

　　我们之间产生了相识以来最严重的分歧。我赌气回武汉。

　　整整两个月，我们互不联络。曾经刻骨铭心的爱仿佛忽然之间蒸发了。午夜时分，我疲倦地回到窗明几净的家里，总会忍不住想起北京那间小小的平房，冬天房间里只有一只煤炉散发热量，我们冻得实在睡不着便不停唱歌取暖。我与阿强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物质的苦难，难道却只能同苦不能共甘?

　　终于拨打阿强的电话时，他的手机已经停机。握着话筒，我的眼泪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滴下来。恩恩爱爱的两个人，彼此的联系不过是一串随时可以换掉的数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吗?

　　小杨开始追求我。一天送一束玫瑰花。家人都劝我忘掉阿强，因为跟小杨结婚无疑后半生衣食无忧。小杨是那种被商业化得很严重的都市人，热衷于去高档的地方吃饭，送值钱的礼物。一次我说去郊外看雪，他说大冷天的，找个地方喝咖啡多有情调。我们为此争吵起来，他冷冰冰地说，晏云，我觉得你心智很不成熟。

　　为了家人心目中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努力适应小杨的节奏。对阿强的思念却日甚一日。

　　2005年2月13日，我突然接到一个北京朋友的电话，她说来武汉办事，情人节一个人过挺没意思，问我是不是有时间陪她。我同意了。

　　2月14日下午，我去宾馆找她，却惊喜地发现房间里有四五个人都是过去我和阿强共同的朋友。我多希望看到阿强的身影。大家看着我，半天不说话。突然婚礼进行曲响起，阿强红着脸从洗手间走出来，单腿跪在我面前，手上拿着一枚干燥熏衣草编成的戒指。

　　我惊叫一声，边哭边捶打他。他也哭了。他说我用了半年时间准备忘记你，却做不到。所以，请你嫁给我!

　　朋友起哄将我们推在一起。重新嗅到阿强身上熟悉的气息，我有种尘埃落定的安全感。对女人来说，真正的安全来源于等同身受的爱，而不是金钱。

　　我们决定当天晚上举行婚礼。还有哪天比情人节更适合我们这对浪漫的疯子。在吉庆街大排档上接受朋友的祝福时，小杨打来电话，我告诉他我跟阿强结婚了。他说你神经病。放下电话，我知道自己失业了，心里却一点也不慌乱。与阿强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多么困难，我都不慌乱。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神奇的乐观，能将最困苦变成甜蜜。

　　情人节第二天，我与阿强领了结婚证。从那以后，阿强只要看到同居的朋友就会像公安局的那样问人家有没有证，弄得别人很不好意思。我知道他是想炫耀那个自己认为无比神圣、代表着爱情最高境界的红本本。

　　2006年情人节

　　北京的两个朋友决定留下来，我们组了一个乐队，活跃在武汉的歌厅。物质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了将来的生活，阿强很努力。晚上唱歌，白天去“新东方”学英语。他会在早晨10点准时打电话来叫我起床并叮嘱我吃早餐，然后我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他中午下课回来。没有他的家是干净的但也是没有温度的。他一回来，衣服、袜子、鞋、口袋里的钱、卫生纸、钥匙一路洒过去，屋里立即生机勃勃。我习惯了阿强并习惯了他的一切特点，无论优点还是缺点。

　　我们的日子依然平淡而节俭。阿强每天带着自制的“统一”绿茶去上课，并经常嫌我将水灌得太满，不像外面卖的那样;虽然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但闲来无事还是喜欢骑自行车去兜风。我们会这样重复着度过一个又一个情人节，一起老去。

　　故事听完，我沉浸在对美好爱情无边无际的想象中。晏云见我不说话，有些慌乱地重新拉起阿强的手，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这就是两个疯子的爱情。”我说不对，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是的，当我们以为真正的爱情已经被生活的现实与无奈磨砺不见，却总还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傻瓜”，将爱情放在生命第一。

　　写这篇故事时，我几次停下敲击键盘的手问自己，曾经失去的最好的爱情，究竟因为世事变迁造化弄人，还是自己坚持的不够?那些所谓经不起考验的爱情，究竟是因为遇人不淑还是自己心有旁骛?当一份纯粹的爱情摆在面前，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利益而放弃坚守，然后悲伤地告诉别人，这世界上，爱情已经死了。

　　人们所忽略的，往往是最珍贵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快乐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情人节，希望所有享受或期待爱的人梦想成真。珍惜现时吧，纯粹的爱情本身，并不需要忧伤。

　　晏云与阿强是手拉手来找我的，在2006年第一场雪中。雪花轻盈地落在他们年轻的面庞上，晏云伸出舌头顽皮地将一片雪花纳入口中，阿强看着，笑。然后伸手替她拂落头顶的雪花。灰蒙蒙天空下满是匆匆赶路的人群，透过必胜客宽大的玻璃窗，我看着他们，像看黑白照片上站着一对彩色的、鲜活的、幸福的人儿。

　　晏云在电话里说，他们的爱情线就是情人节。我好奇。听了太多情人节的无奈与愁苦，想知道这样一个越来越被商业化的节日中还能有怎样惊世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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