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是情人雇用秘密侦探（1）
那一刻，她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勉强张开眼睛，看了看护士怀中蜷成一团的小家伙，是儿子，她重重地吐了口气，然后又疲惫地合上眼。她觉得唇边应该有一丝淡淡的微笑，因为一家完全属于她的咖啡店已经在向她招手了，可是她又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微笑的情绪，相反心里沉甸甸地堵得慌。
以上那幕发生在1999年6月17日。
且允许我们隐其姓名，把上文那个刚刚做母亲的女人称为小许。在若干年前，小许及她的“同类”们被我们这个城市用三个字概括着：金丝雀。如今这批“金丝雀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恩宠，被赶出了“金鸟笼”；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小许那样，非但仍然呆在鸟笼中乐此不疲，还为“主人”们生下了孩子。
她们就是我们此刻要描述的特定人群，针对她们如今的状态，我们暂且给她们一个“升级换代”的称谓———金母鸡。
财产比儿子更让人踏实
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坐到了小许的咖啡店里，与她进行了一番随意的对话。
如果小许不告诉记者她的真实年龄，记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穿着品牌套装，留着微卷长发，一脸干练的女人才二十六岁。当然，不要误会，小许的皮肤相当光洁，整张脸找不出一道纹或一颗斑，记者之所以会觉得她三十出头，完全是因为她的那种神情。
你很难从这种神情中看出些什么来，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这样的老道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才二十六的女子。
“你先坐一会儿，等我把今天下午的帐算完。”说这句话的时候，咖啡店外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大约七八分钟后，小许合上面前的帐本，舒了口气：“终于算完了，每天都要这样忙几次。”
“为什么不找个会计呢？”记者不禁发问。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算心里踏实，再说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会计专业。”小许微微扬起脸，有点自嘲地笑了。
小许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读大学的时候她找了一份在酒店、舞厅做洋酒促销小姐的兼职。在一家现在已经停业，但当时十分出名的“迪吧”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威森的男人。威森是台湾人，三十多岁，在上海做高档礼品生意，有点身价。
“我起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更没有考虑过做所谓的“金丝雀”，当时就是本能地出于对钱的崇拜，很自然地跟了威森。”小许用很淡的口气说着这样的话，手缓缓地用精致的银勺搅拌着面前的咖啡，这时她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小许冲记者笑笑说：“保姆说我儿子午觉醒过来要找我，我叫她把他抱下来。”记者在后面与小许的交谈中才知道，小许与儿子、保姆平时就住在咖啡馆二楼的一套房间里。
小许和威森的同居生活过得很平静，威森时常回台湾，但无论多忙他都不会忘了给小许“生活费”。
“有时是三千，有时是五千，”小许有点感慨地说“对于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同时他又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因此我觉得特别满足。”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小许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正在一家银行实习，对未来的生活正充满了憧憬，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威森怎么也不同意，他在台湾虽然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但是他再想要一个儿子，他许诺小许：只要她替他生个儿子，他就帮她开一家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店。
于是，1999年6月17日，一个男孩出世了，小许给他取名叫旭旭。同年年底，小许的咖啡店开张了。
“女人吧，有时也挺奇怪的，旭旭出生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用来交换理想的一样东西，可是看着他渐渐长大，慢慢地学着咿咿呀呀，感情就开始浓厚起来。”小许从保姆手中接过儿子，熟练地抱着他。
“那现在威森还常来上海吗？”记者忍不住问。
“隔月会来一次，时间呆不长，一般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他现在这里的生意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多数都交给手下的人去管理。”从小许的脸上，记者看不出她对威森去留问题的意见。“他对旭旭挺好的，每次都不忘记给他买一堆礼物，对旭旭该穿什么尺寸的衣裤记得也特别清楚。今年6月份，旭旭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他还特地为他开了一个生日会，在一部分朋友和亲戚间公开了他和旭旭的关系。”
旭旭是个皮肤白白，脸圆圆的男孩，因为长得像小许，所以很中看，依偎在小许怀中，他骨碌着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这家咖啡店上，因为我知道自己才二十六岁，还是一个要拼搏的年纪，威森帮我开了店以后就不是很定时地给我钱了，所以想要以后长期过富足的生活，我只有依靠这家店了。”小许的脸上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金丝雀”应有的慵懒和茫然，她的脸上全是冷静与精明。
“对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满意吗？”记者本来是想问她以后是否会有结婚的打算，但最终忍了下来。
“还不错吧。目前除了爱情与婚姻，我什么都不缺，我甚至已经有了儿子。”小许的脸上浮起一层难以琢磨的表情。“我相信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不后悔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它们都是经过我理智的思考的产物。”
不知道小许现在所谓的“不后悔”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几十年后，她是否仍然能轻描淡写地称自己可以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有，她的儿子是否对此也会满意。
三个孩子，三个男人
在没有见到林林之前，记者就已经对她的故事十分熟悉了，因为但凡知道她故事的人，都觉得那种经历简直离奇到古怪与可笑。
她在古北新区有一套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房子，她的银行存折上有着七位数的存款，她还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她现在跟着一个男人，他是她所有男人中最穷的一个，是浦东一家高级饭店的总厨，月收入刚过万元。
认识林林是在徐家汇的一家火锅城里，上个月，记者的一个朋友过生日，请了几个人一起吃火锅，请来的人中就有林林。林林长得很娇小，皮肤很白，眼睛很大，衣着很摩登，是那种让人挺喜欢的类型。
林林现在的男人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加上林林又有三个孩子，因此朋友常常嘲弄她家快开托儿所了。每当这时，林林一点也不回避她的过去，也没有半点难堪，相反她总是神情嚣张地与朋友就这个话题大声调笑。她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放得开的女人。
“林林不要太结棍哦，生一个小孩存折上就多一百万。”饭桌上，一个朋友这样取笑林林。
“那侬也去生呀。”林林大笑着回答。
林林搭识她生命中第一个“大户”的时候还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的前台小姐，那是个四川人，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连锁火锅店。林林对那个男人还是动过真情的，她曾经幻想那个男人终有一天会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娶她过门，可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她偷偷怀上他的孩子，试图对他进行要挟时，他也只是冷静地给了林林一百万，以作了断。
那以后林林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孩子可以用来换钱，却不一定能成为要挟男人的武器。于是第二次、第三次，林林一次次成为有钱男人的“金丝雀”，也先后替三个男人生下三个孩子。可悲的是，他们都给了她钱，没有一个人留给她感情和名份。
随着孩子的增多，林林名下的财产也多了起来，别墅、汽车，一样都不缺了，可是她心里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她把孩子都丢给保姆，自己整天上美容院、健身房，或是找些人打麻将。不用工作就能衣食无忧，也许很多人都幻想这样的“好日子”，可是林林却在这种生活中渐渐麻木了一种叫“快乐”的感觉。
在和林林接触的几个小时里，记者明显发现她常常把“阿拉小张”挂在口边。虽然记者的朋友一再告诉记者，林林和小张也只是玩玩的，可是记者分明发现林林对小张还是有极大的依赖性。
“林林到现在对自己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还是搞不清楚。”小张把这事拿出来当笑话告诉饭桌上的人。
“那有什么稀奇，这些孩子已经挺有福气的了，有吃有喝，要什么有什么，还不够啊？”林林一边白小张一眼一边夹了一筷子菜往他碗中放。
“那么多小孩，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啊？”终于有人忍不住问。
“想那么多做什么？”林林不耐地回答：“反正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嘛。”
于是记者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一个保姆的三种身份
向来在我们的印象中，保姆就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带好孩子管好家务。然而在记者近期对一些“金母鸡”的采访中，发现很多“金母鸡”家的保姆却并非这样“简单”，比如小祁家。
生个孩子不是小祁的初衷，坚持要孩子的是她的“供养者”朱先生。
朱先生是香港人，认识小祁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结婚多年，膝下有两个女儿。
朱先生很认真地对小祁说：“只要你给我生出一个儿子来，我不但养你一辈子，而且会尽我所能让你过得好。”
小祁将这句话反复把玩了许久，终于决心为他生个儿子。说来倒也争气，一生便真的生出个儿子来，欢喜得朱先生不知该如何才好。
于是，按照承诺，朱先生替小祁在上海西区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同时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
一开始小祁并没有意识到保姆阿媛身上还隐藏着朱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只是隐约觉得自从保姆上门以后，朱先生对自己的行踪开始掌握得越来越清楚。几点去做美容，几点去打牌，家中来了些什么人，甚至接到什么男人的电话……这一切朱先生都会在交谈中隐约表露。
后来，有一件事让小祁渐渐把疑点集中到保姆阿媛身上。
有段日子她的一个男牌友似乎对她表示出一定的兴趣，在她家打牌时，每次牌局结束都不肯和大家一起走，总要留下来陪小祁多聊上几句才肯告别。
不料这样的情况没过多久，朱先生从香港回来后到她那里的当天就找了个机会，有意无意地说：“今天倒没有约人打牌啊，不是有几个很聊得来的牌友吗？”
“后来我终于知道阿媛除了从我那里支取一笔保姆费以外，还从朱先生那里支取一笔侦察费。”说这样的话时，小祁的脸色已经十分平静，但是从她不自觉紧握的双手可以看出，当初发现这一事实的经过一定是曲折而激烈的。
“于是，在他回香港后，我把阿媛叫到面前，单刀直入地说：‘你倒是很听朱先生的话啊，他到底给你多少钱了，你把我每天的行踪都向他汇报？’起初，阿媛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口气也吞吞吐吐起来，可是她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拿过朱先生的侦察费。”小祁缓缓吐出一口气。
记者采访小祁的那天，阿媛也在，她似乎忙里忙外地操持着家务，看管着孩子，一刻也没有得闲的样子。不知道小祁的这番话她是否听到。
“直到我答应给她双倍的钱，让她以后不再泄漏我的真实行踪，每次向他汇报的内容都由我来定以后，她才慢慢承认自己的确担负着向朱先生汇报我行踪的任务。”小祁显然对为了自己的“自由”支出一笔“反侦察费”这一举动感到挺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