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与王洪文的“婚事”：整天闹着要离婚（1）
，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
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地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
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跟着纪和春进去。
当他们推开会议室的门时，从门后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在前大厅被拦住之后，就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他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要朝里面走。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这几个人就要冲上去缴大熊腰上的手枪。
大熊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发迹，完全是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栽培。
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
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来源:《文史精华》
